第十二章 嘉陵江畔

货轮在长江上颠簸了七天七夜。

楚天阳蜷缩在底层的货舱里，周围是成堆的麻袋，散发着霉味和鱼腥味。伤口在发炎，高烧时退时起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，偶尔清醒时，就啃两口陈影给的干粮，喝几口浑浊的淡水。

船过三峡时，他挣扎着爬到甲板上，扶着栏杆看两岸的峭壁。江水湍急，白浪翻滚，像要把船撕碎。船工在吼号子，声音粗粝，混着江风的呼啸。

“第一次走这条水路？”一个老船工递给他一碗热茶。

楚天阳接过，点点头。茶很苦，但能暖身子。

“小伙子，看你是读书人，怎么坐这种船？”老船工眯着眼打量他，“这船上运的都是见不得光的东西，你身上……也有麻烦吧？”

楚天阳没回答，只是看着江水。江水浑黄，卷着上游带来的泥沙，也卷着无数秘密和尸骨。

“到了重庆就好了。”老船工自顾自说，“那边虽然也乱，但至少是中国人的地盘。不像上海，哎……”

楚天阳把空碗还给他，转身回到货舱。

第八天清晨，货轮靠岸。码头比上海小，但更嘈杂。挑夫、小贩、难民挤成一团，空气里弥漫着汗味、煤烟味和腐烂的菜叶味。

楚天阳拄着拐杖下船，混在人群里，尽量不引人注意。他的伤还没好，每走一步都牵扯着肩膀，疼得额头冒汗。但他不能停，按照陈影给的地址，往城里走。

重庆是座山城，路陡，坡多。他走得很慢，时不时停下来喘气。街边有卖早点的摊子，油条、豆浆、糍粑的香气飘过来，但他摸了摸口袋，陈影给的钱不多，得省着用。

他在路边买了两个馒头，就着凉水啃了，继续走。

庆余堂在渝中区一条老街上，门脸不大，牌匾上的金字己经斑驳。楚天阳推门进去，药香扑面而来。柜台后站着一个戴眼镜的老先生，正在称药材。

“看病还是抓药？”老先生头也不抬。

“我找余掌柜。”楚天阳说，“陈医生介绍来的。”

老先生抬起头，透过老花镜看了他一眼：“哪个陈医生？”

“霞飞路，陈氏诊所，陈影。”

老先生放下秤杆，走出柜台，示意楚天阳跟他走。穿过前厅，后面是个小院，种着几株草药。老先生推开厢房的门：“你先住这儿。伤好了再说。”

厢房很简陋，一张床，一张桌，一把椅子。但干净，窗户对着后院，能看见一小片天。

“谢谢。”楚天阳说。

“不用谢我。”老先生摆摆手，“陈医生对我有恩，她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你安心养伤，吃的我会送来，别出去。”

“余掌柜……”

“叫我老余就行。”老先生打断他，“这里没有掌柜，只有个开药铺的老头子。”

楚天阳点点头，没再多问。他太累了，伤口也疼得厉害，几乎是倒在床上的。

接下来的半个月，他就在这间小厢房里养伤。老余每天送来三餐和汤药，话不多，但药很有效。肩膀的伤口慢慢愈合，肋骨也不再疼得那么厉害。只是夜里还是会做噩梦，梦见爆炸的火光，梦见陈影站在雨里的背影。

一天下午，老余端药进来时，递给他一份报纸。

“看看这个。”老余说。

楚天阳接过。是《中央日报》，第三版有一小块新闻：“上海虹口区发生煤气爆炸，日本高级官员佐藤健一不幸身亡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。”

篇幅很小，措辞含糊。没有提楚天阳，没有提陈影，更没有提“樱花计划”。一切都被掩盖了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“佐藤死了，但他的位置很快会有人顶替。”老余收起药碗，“特高课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就停止活动。上海那边，现在更乱了。”

楚天阳放下报纸：“戴老板有消息吗？”

老余摇头：“自从佐藤死后，军统上海站就断了联系。戴老板……凶多吉少。”

“那陈医生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老余看着他，“但你还活着，这就是希望。”

希望。这个词太轻了，楚天阳觉得担不起。

又过了几天，伤口基本愈合，能正常活动了。楚天阳开始在小院里走动，帮着老余晒晒药材，分拣草药。日子平静得不像真的，像暴风雨前的宁静。

首到一个雨天，有人敲响了庆余堂的门。

老余去开门，来的是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，戴礼帽，手里拎着皮箱。老余把他引到后院厢房，对楚天阳说：“这位是周先生，重庆来的。”

周先生摘下礼帽，露出一张方正的脸，眼神锐利：“楚同志，久仰。”

楚天阳心里一紧。同志，这个称呼，不是军统的人用的。